今年,村上春树已经70岁了,他已经写了40年的小说。
在这期间,他休过学、开过爵士酒吧、当过大学教授,却始终没忘到处旅行取材写作。
很多一知半解的人,都以为他的作品是谈情说爱类的冒险小说,里面偶尔带点儿暧昧语句,清新自然、非常小资,显得人畜无害。
直到村上在短篇《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里,提到了侵华战争,覆盖在小说表面的小资情调才被扯下。
很多人才开始想了解,村上春树到底在表达什么。
先从《弃猫》这篇短文说起,这是从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展开的。
小学时的村上春树就已经是猫奴了,但是因为家里不让养,他只好跟着父亲把小猫丢掉,可是后来,这只猫却莫名其妙地跑了回来。
开头写的挺轻松,大概是想冲淡村上父亲带给他的沉重,因为他怀疑父亲参与过侵华战争,还可能杀过很多人,这个阴影也影响着他的一生。
村上的父亲是京都寺庙主持家的孩子,排行老二,名村上千秋。
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是高材生,成绩优秀,却在读书中途被强行征兵,只好放弃学业,到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16连队,成为了一名辎重兵,负责运输弹药粮草。
从战场上回来娶妻生子的村上千秋,似乎跟其他日本人差不多,只是从此多了个习惯,每天早晨都会在佛坛前面祈祷很长时间。
小时候的村上春树,问过他这么做的原因,父亲的回答是:
“为了死在战场上的人,无论是敌方还是友方”。
村上千秋先后被征兵三次参与战争,已经让他悔恨愧疚一生。
而村上春树在早晨看着父亲沉重的背影,感觉父亲被笼罩在一层死亡阴影之下,他发觉自己的出生是带有原罪的:
他是侵略者的后代。
而且这个想法,对他以后的写作、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学时村上春树跟妻子结婚,准备厮守一生,可是两个人没打算要孩子。
在他眼里,自己身上的侵略者基因,是比血缘更复杂的东西,父亲村上千秋的背影,把战争回忆传承给了他,而村上春树不想让自己的后代,继续接受这种痛苦的煎熬。
(左为村上春树妻子村上阳子)
年,他偶然了解到“诺门罕战役”,想要来中蒙边境为小说《奇鸟行状录》考察取材。
那时候在国内他还不是很火,只是个普通的外国旅客,坐在从大连通往边境的火车上,始终只吃自己带的罐头食物,因为巨大的心理创伤,拒绝吃中国菜。
到达战场后,他被满地的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震住了,总是觉得这地,具有某种“剧烈的振动和恐怖的感触”。
(诺门罕战争遗址)
后来在小说《奇鸟行状录》中,他借着角色口吻,写过这么几句话:
“在南京,我们干了相当过分的事情,我所在的队伍也干了,把数十名中国人推下水井,然后从上面丢入好几枚手榴弹,还有一些行为甚至难以启齿。”
虽然村上春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光是那些想象中的战争体验,就已经让他难以忍受,除了写进书里之外,现实中的影响,是他跟父亲的关系更加微妙。
渐渐长大后,他不再跟父亲联系,有将近20年的时间,始终拒绝跟父亲见面,两人是“接近绝缘的状态”。
他始终怀疑父亲,在侵华战争时期参与过南京特攻部队,参与过那场让自己无数次想起的屠杀事件。
而且父亲所在的是第16师团,就是当年的参战兵团,再加上父亲很少提起战争,可能是因为想要忘记往事。
所有的猜测都像是佐证自己的判断,这给村上春树带来了巨大的恐慌。
为了弄清到底怎么回事,他曾经花了五年时间,去找父亲的从军记录,跟父亲的战友、朋友见面。
他才了解到,父亲是从年入伍,时间对不上,而且他属于别的部队,没有参与到屠杀事件,他才感到“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即使这样,直到年,在他的父亲去世的前几年里,村上春树才开始尝试跟父亲和解,此前在公众场合,必须要提起父亲的时候,村上春树只是偶尔说起几句。
如今在《弃猫》里,他第一次认真地说起父亲:
“父亲几乎从不跟我讲战争经历,唯一一次讲自己杀害中国战俘的事,是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他说,中国军人们即便知道自己马上要被杀了,也毫不慌张、害怕,只是闭着眼睛,默默地坐在那里,然后被砍头。
我的父亲,一直深怀着对中国军人的敬意,恐怕到他死都是如此。”
“无论作为士兵还是僧人,我想,这样残酷的经历,一定会在父亲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很沉重的疙瘩。”
这篇文章刚发表没几天,国内“村上春树父亲曾是侵华日军”的新闻,就登上了媒体头条,位于排名前几的热搜位置。
很多人评价,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
村上春树是个坚定的反战者,他明白战争给人们带去了多大阴影,他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中国。
在村上春树最新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里描述:
“关于准确的被害人数,虽然具体细节在历史学家中也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将大量市民卷入战争并杀害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有说法称中国人死亡人数为40万人,也有人说10万人,但40万和10万又有什么区别呢?”
像村上春树这样在作品中反思历史的异类,是融不进去日本主流社会的,因为很多日本人反而把自己当成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右翼分子百田尚树在社交媒体上讽刺:
“村上春树是想在中国卖书?还是想拿诺贝尔奖?还是单纯的傻瓜呢?”
很多人也跟着诋毁:
“村上春树那么想在中国赚钱吗?”
“真不愧是在朝鲜人那里很受欢迎的村上啊。”
“致村上,10万和40万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捏造的数字。”
也许是这些外界的回应,让他察觉到一件事情,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有着某种封闭性。
很多人只知道听从更高一级的指示,有时候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在二战当中,很多人就这样成为了天皇大手一挥下的“无名消耗品”。
后来年东京沙林毒气案爆发,更坚定了他这个观点,他认为某种恐怖的因素,正压抑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日本人。
所以写小说对于村上来说,更像是一个武器,他希望能够借助“讲故事”的方式,来对抗日本社会上的庞大谎言。
他说“所有人都必须背负集体记忆”,并且在很多年里也一直在为此努力。
年,村上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不要被廉价的劣酒灌醉”,“对于煽动骚动的政客,我们必须引起深深的注意”,“不能堵塞了心灵交流的通道”。
年,村上接受《东京新闻》采访,仍然认为日本人应该学会自省:
“我认为历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认真道歉非常重要,日本需要一直道歉,直到对方说‘虽然不能完全释怀,但这样道歉已经可以了’的程度,这并不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
(图源于环球时报)
所有人的心底都存在一个深渊,里面长长的隧道连接另一个世界,两个不同的空间,混合着虚假与真实。
在村上的小说里,主人公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寻找。
如果联系到现实中的日本社会跟村上自身的经历,可以想到,这些主角不过是像村上一样,一直在寻找救赎,想要给自己的灵魂一条出路。
(本文部分信息源于红星新闻、文汇网、环球时报、网站村上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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