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给演员说戏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11月号
安魂曲
陈冲
二〇二二年中秋,我参与编导的《世间有她》在北京首映。两周前我回国的航班被熔断,前天才飞回来,自然是赶不上了。深夜走进这间喷了消毒水的客房,恍惚似曾相识——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隔离了。倒时差无法入睡时,我想起拍《世间有她》最早的冲动,感到潸然——时隔两年,我对导演电影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热忱。干脆起身喝杯茶,回味一下两年前创作中的点点滴滴。
二〇二〇年春节期间,我发信给美术指导朴若木:“Pan,你好吗?在北京吗?最近的一切是那么令人一言难尽。我昨晚在一间极棒的放映厅重看了我们的《非典情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我尤其高兴的是,小女儿头一次看,说她特别欣赏这部电影的视觉质感。虽然作品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么多年后看,尤其是在眼下的形势下,这部二十一分钟的电影仍然是很好看的。”
他回信说:“如果《英格力士》能放就好了,这电影的取向是前瞻的,我一直反复地看,虽然没有我预期的高度,但仍然是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合乎当下社会审美和价值观,如果能放映,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回响。我请了些行内人看《英格力士》,都称是部杰作。”
我写:“我特别想回来在空街上拍一部电影……这也许是不合实际的梦想而已,但这样令人震撼的空城,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吧,至少希望是。”
他给我发来一组超现实画作,是一位艺术家十五年前画的哥本哈根。在各种自然且诡异的光线下,原本亲切家常的街道因为没有了人群而变得异样、令人不安。当城市因封锁而荒芜时,这组题名为《预言》的作品,突然真实得令人窒息。相比网上流传的空街照片,这组画是形而上的,它们是艺术品,其意义远比“新闻”更为深长、久远。
朴若木说:“眼下我在北京,这个世界,我觉得应先去感受它,往后把这种感受升华放在作品里,更有意义。”
陈冲与朴若木在监视器前
二〇二〇年三月,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夺走六百六十万人的性命。也没有人预料到,它至今仍在变异作祟,并将永远与人类共存。
上星期三彼得从旧金山飞去凤凰城打高尔夫球,那是他几个月前就跟朋友约好的事。走之前我试探了一下说,你还是去吗?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开始严重了。他自信地笑笑说,不要参与到人群的恐慌里去,我会小心,没事的。我送他和朋友去机场,塞给他一包消毒纸巾。
那时大女儿就读的哈佛大学已经决定改上网课,她正在紧张地整理行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我们曾经那么期待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星期四蓝天白云,空气透彻清爽,我打开窗户,边吃坚果边阅读。我的Kindle里有一本叫TheGhostMap的纪实书,它描写了一百六十年前伦敦的一场举世尽知的瘟疫。这场由霍乱引起的悲剧延伸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撞击,理智的声音和固有的观念发生斗争,而真理和先知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忽略、被否定。
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描写了两个默默无闻而充满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冒着生命危险,不弃不舍地寻找到疾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勇气和执著,他们之间起初的冲突和最终的理解与深厚友情,在眼下的情形下读起来,尤其让我感动。那位医生画的传染地图,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偶尔,我抬眼看看窗外,远处海湾上开过几艘货轮、几条游艇,窗下街上零星看到一些跑步、逛街的人。这是我十分钟意的独处时光——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天色渐暗,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突然发现这种“自我隔离”其实是我的常态。到了晚上,我觉得有些害怕,记忆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过夜。彼得之所以会约了去外地打球,是因为原来我是计划这个时候回上海探望父母的,这一行程因疫情一拖再拖,不知道要延迟到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我看到冰箱里的牛奶快喝完了。彼得每天的早饭都吃牛奶煮麦片,里面加上新鲜的蓝莓、香蕉和烘烤过的核桃仁。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孩子们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在周末做些特别的松饼之类换换口味,孩子们住学校后,我就变得很懒,很少在早饭上动脑筋。但是如果早上没有牛奶麦片,彼得会一整天都莫名地不适。我开车去Costco,那里带乳糖酶的有机牛奶又高质又便宜。开到停车场后,我发现虽然商店刚开门不久,已经挤满了车辆,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看到有些早到的顾客,已经推着大车大车的干粮、罐头食品、手纸、消毒纸巾、洗手液之类从店里出来。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情形,便决定马上离开,可转了半小时才终于开到出口。丈夫说,这是大众的歇斯底里,羊群式思维,你不用担心。我也想,反正他星期天晚上才回家,只要够周一早餐就行了,我下星期再去买。睡前接到他的电话,他们去了一家极其美味的意大利餐馆,平时很难订到位子。他还这么轻松快乐,我真服了。
到了周六,新闻里看到疫情开始失控,超市的货架也被抢购空了。大女儿决定跟男友一起飞去他在南方的家,小女儿给我发了很多条焦灼的信息,问为什么她的学校还没有停课。我安慰她说,学校在密切观察,一定会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只要不停课,她还是应该继续上课。
星期天一醒来,我马上查看疫情,形势的确越来越严峻。小女儿学校的校长发来的邮件说,虽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师生演习网上授课,但是眼下还没有决定停课。大女儿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再让文姗去学校上课了,你疯了吗?这个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还没有明显症状,却在疯狂传播的时候。我说,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确诊,学校还在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再等等吧。她急了,几秒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就在这时,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政府在考虑全美禁飞的政策。本来文姗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飞,她可怎么办?我决定给她改签机票,让她立刻回来。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离,关闭一切非必要的生意。医院上班,医院已经取消所有非紧急病人的约诊,院方建议他从外州飞回来后在家休息两周。晚上我们去机场接文姗,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很薄的口罩,戴在脸上。美国政府传染病防御中心的建议是,病毒不是空气传染,而是飞沫传染,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没有什么用。文姗说,姐姐叮嘱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买些东西,我也正好买牛奶。晚上十点,商店里没什么人,但是冷藏柜里已经没有牛奶。
今天我六点多就醒了,本来想在床上赖一会儿,但是想到牛奶不够了,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超市。天边刚刚泛起一点点发红的亮光,映照在海湾上,波浪轻轻拍打着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宇宙无动于衷地运行着,黎明总是会在黑夜后到达。
超市停车场已经相当满,不过我还是马上找到了停车位,边上的一辆车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我俩惺惺相惜互望一眼,笑了。她说你没见过这里在这个钟点停满了车吧。我说是啊,我还是头一次这个钟点来。
买到牛奶回家后,我开始煮麦片,灶头开着小火,手轻轻搅拌。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树满是嫩绿的新叶,有几个邻居在街上遛狗,花园里的柠檬树今年开了密密麻麻的花,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鲜黄的柠檬,蜜蜂和蜂鸟在树上周旋,一片花香鸟语。自然将季节的礼物呈现给我,提醒我,我和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尘……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国已有几百万人因疫情丧生。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放不下的尸体,只好放进运输鱼肉的冷冻车里,停在街上。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电话,她的两位朋友抢救无效,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新闻里的数据不再抽象。几百万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我想,幸福跟灾难怎么平衡?一边是几粒麦穗,另一边是无际苦难。然而,它们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样。那几粒麦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养你的美丽,每一个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边,明天你也许在天平的另一边,不需要太多理由。我们唯有珍惜。
五月中旬,《世间有她》的制片人给我发信,邀请我参与执导五位女性电影人共同拍摄的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我跟朴若木说,“对于我参与这部电影你如何想?”他回,“带着使命感去拍电影,最终出来的结果都不会坏的。”
《世间有她》拍摄现场
如果参与,我应该拍什么?十五分钟的银幕时间最适合的又是什么形式?我开始寻找。
一天,我边听着杰奎琳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协奏曲《殇》,边在电脑上搜索。我的目光被一面朱红色窗帘吸引住,它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飘出来,在寒风和雪花中飞舞。网友说,严冬中邻居的窗户一直开着,不知那家的人怎样了。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这面触目惊心的窗帘在《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飘扬,即时的生活仿佛骤然成为了一种祭奠。那个礼拜,我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面充满悬念的窗帘,在又一个不同的天色中纷飞,想象它的主人去了哪里。
朴若木看了窗帘的视频后,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里的事,“我的楼下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头,常年孤身守着小店。他沉默寡言,不识字。每次他帮我代收快递,我都会跟他买一条香烟,因此他努力认住是我的门号,总把我的快递保存在店里等我取。平时他晚上架一块木板当小床,睡在店里。过年应该是回老家了吧,至今都没有再看见他,店也一直关着,我老想他发生了什么事……很伤感。”
我说,“这也感人的,淡淡的,人性的关怀。”
他说,“拍个疫情时期的《后窗》怎样?”
《后窗》是一部我极其喜欢的悬疑片,男主角因为腿断了,每天在窗前看对面楼里的人生百态,无意中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也许我可以从一个人物的窗户拍隔离中每家每户的状态,没有台词,只有埃尔加的大提琴乐,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上每天传播出令人震撼、悲愤或者感动的画面,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形式能超越那些纪实影像的力量。《后窗》的想法很快搁浅了。
朴若木说,“你找到最感动你的,自会有最动人的表达形式。《后窗》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接着,一个外卖小哥骑摩托车送上下班护士的事迹,让我产生了兴趣。一开始他只是被人哀求,看人哭,看人无助,勉强帮了一次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更多的人来求他,他就渐渐发挥出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组织起其他外卖小哥一起帮助别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个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我从这个外卖小哥的身上,看到了个人人性的唤醒以及光芒。
后来这个故事被各电视台、网站反复报道,而我又没有找到它属于大银幕的特殊元素,就放弃了。
最终,一个被放逐两地的恋人的故事触动了我。女孩(小鹿)春节回北京看望父母,从此没能再见到封锁在武汉的男友(昭华)。这个爱、失去与放逐的旋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也因疫情无法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世间有她》剧照
我跟朴若木分享了这个故事,他也振奋起来,回信说,“不管战争、瘟疫、天灾、人祸,不管你是权贵还是平头百姓,人对死亡最深的切身之痛,莫过于失去挚爱。十五分钟,一个女孩,一部手机,我相信这是个足够直指人心的故事。”
我想到一首格丽克的诗歌——
世界
曾经是完整的,因为
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
我们才知道她原来的样子。
……
什么样的画面和声音才能承载这个意境和思想?我的男女主角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从不同框。怎样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人相信那个曾经完整的世界?
重温维姆文德斯导演的《柏林苍穹下》时,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影片里天使看到的人间是黑白色的。有一天,一位叫达米尔的天使懂得了人间的欲望,感到了人身的体温,他眼中马戏团秋千上飞人的女演员,突然有了饱满的色彩。惊鸿一瞥,令人陶醉。
对被封锁在两个城市的恋人来说,手机屏幕是引起他们无限渴望的、比现实生活更有温度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黑白拍现实,用彩色拍手机里的世界,观众会把目光聚焦在画面的彩色部分,把感情倾注到屏幕中的恋人身上。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与手机的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人与人的交往,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手机。人性的矛盾冲突,也都来自人们对网上消息的不同解读。我们似乎都是生活在手机里的一座座孤岛,屏幕中那个更吸引人的“现实”,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为“真实”。
《世间有她》剧照
我找到了一个令我兴奋的视觉方向和电影语言。一星期后,我按这个感觉拉出一个剧本大纲,发给了朴若木。他开始每天给我发参考视频、文字和画面,帮助我丰富故事和人物的生活质感。
比方医院里的视频:一个女人跟护士要水喝,护士转身取水,递过去时女人已经死了,死的寂静仿佛突然淹没四周的噪音。发给我视频的时候,朴若木说,“她勾起我小时候最爱的一篇古文:静卧而起,久病调适,见日光斜入帐中,如二指许,转眼即逝,因念光阴瞬息如此,人一刻不读书,一刻不进德……”
另有一条视频中,医院门口取母亲的遗物,一位护士走过去把一只手机和一根项链交给他。他转身要走,又回身问,“我妈妈留了什么话吗?”护士摇头。
为了这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我们看了海量的资料。每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它们都巩固了我的初衷和表达方式。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疫情的视频、日记、照片、博文中提炼出来的。剧本从这些具象的资料延伸到抽象的意义和思想,又从抽象回到具象的生活细节。意象虚幻,但真情实意。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修改了二十几稿,而且越写容量越大。幸亏原来的五名导演,有两个来不了了,我便有了三十分钟的银幕时间。
创作给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过程中的成长弧度。从认识朴若木那天起,他就成了我学习电影审美的老师。回看我们两年前的几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