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给演员说戏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11月号
安魂曲
陈冲
二〇二二年中秋，我参与编导的《世间有她》在北京首映。两周前我回国的航班被熔断，前天才飞回来，自然是赶不上了。深夜走进这间喷了消毒水的客房，恍惚似曾相识——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隔离了。倒时差无法入睡时，我想起拍《世间有她》最早的冲动，感到潸然——时隔两年，我对导演电影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热忱。干脆起身喝杯茶，回味一下两年前创作中的点点滴滴。
二〇二〇年春节期间，我发信给美术指导朴若木：“Pan，你好吗？在北京吗？最近的一切是那么令人一言难尽。我昨晚在一间极棒的放映厅重看了我们的《非典情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我尤其高兴的是，小女儿头一次看，说她特别欣赏这部电影的视觉质感。虽然作品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么多年后看，尤其是在眼下的形势下，这部二十一分钟的电影仍然是很好看的。”
他回信说：“如果《英格力士》能放就好了，这电影的取向是前瞻的，我一直反复地看，虽然没有我预期的高度，但仍然是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合乎当下社会审美和价值观，如果能放映，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回响。我请了些行内人看《英格力士》，都称是部杰作。”
我写：“我特别想回来在空街上拍一部电影……这也许是不合实际的梦想而已，但这样令人震撼的空城，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吧，至少希望是。”
他给我发来一组超现实画作，是一位艺术家十五年前画的哥本哈根。在各种自然且诡异的光线下，原本亲切家常的街道因为没有了人群而变得异样、令人不安。当城市因封锁而荒芜时，这组题名为《预言》的作品，突然真实得令人窒息。相比网上流传的空街照片，这组画是形而上的，它们是艺术品，其意义远比“新闻”更为深长、久远。
朴若木说：“眼下我在北京，这个世界，我觉得应先去感受它，往后把这种感受升华放在作品里，更有意义。”
陈冲与朴若木在监视器前
二〇二〇年三月，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夺走六百六十万人的性命。也没有人预料到，它至今仍在变异作祟，并将永远与人类共存。
上星期三彼得从旧金山飞去凤凰城打高尔夫球，那是他几个月前就跟朋友约好的事。走之前我试探了一下说，你还是去吗？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开始严重了。他自信地笑笑说，不要参与到人群的恐慌里去，我会小心，没事的。我送他和朋友去机场，塞给他一包消毒纸巾。
那时大女儿就读的哈佛大学已经决定改上网课，她正在紧张地整理行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我们曾经那么期待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星期四蓝天白云，空气透彻清爽，我打开窗户，边吃坚果边阅读。我的Kindle里有一本叫TheGhostMap的纪实书，它描写了一百六十年前伦敦的一场举世尽知的瘟疫。这场由霍乱引起的悲剧延伸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撞击，理智的声音和固有的观念发生斗争，而真理和先知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忽略、被否定。
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描写了两个默默无闻而充满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冒着生命危险，不弃不舍地寻找到疾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勇气和执著，他们之间起初的冲突和最终的理解与深厚友情，在眼下的情形下读起来，尤其让我感动。那位医生画的传染地图，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偶尔，我抬眼看看窗外，远处海湾上开过几艘货轮、几条游艇，窗下街上零星看到一些跑步、逛街的人。这是我十分钟意的独处时光——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天色渐暗，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突然发现这种“自我隔离”其实是我的常态。到了晚上，我觉得有些害怕，记忆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过夜。彼得之所以会约了去外地打球，是因为原来我是计划这个时候回上海探望父母的，这一行程因疫情一拖再拖，不知道要延迟到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我看到冰箱里的牛奶快喝完了。彼得每天的早饭都吃牛奶煮麦片，里面加上新鲜的蓝莓、香蕉和烘烤过的核桃仁。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孩子们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在周末做些特别的松饼之类换换口味，孩子们住学校后，我就变得很懒，很少在早饭上动脑筋。但是如果早上没有牛奶麦片，彼得会一整天都莫名地不适。我开车去Costco，那里带乳糖酶的有机牛奶又高质又便宜。开到停车场后，我发现虽然商店刚开门不久，已经挤满了车辆，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看到有些早到的顾客，已经推着大车大车的干粮、罐头食品、手纸、消毒纸巾、洗手液之类从店里出来。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情形，便决定马上离开，可转了半小时才终于开到出口。丈夫说，这是大众的歇斯底里，羊群式思维，你不用担心。我也想，反正他星期天晚上才回家，只要够周一早餐就行了，我下星期再去买。睡前接到他的电话，他们去了一家极其美味的意大利餐馆，平时很难订到位子。他还这么轻松快乐，我真服了。
到了周六，新闻里看到疫情开始失控，超市的货架也被抢购空了。大女儿决定跟男友一起飞去他在南方的家，小女儿给我发了很多条焦灼的信息，问为什么她的学校还没有停课。我安慰她说，学校在密切观察，一定会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只要不停课，她还是应该继续上课。
星期天一醒来，我马上查看疫情，形势的确越来越严峻。小女儿学校的校长发来的邮件说，虽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师生演习网上授课，但是眼下还没有决定停课。大女儿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再让文姗去学校上课了，你疯了吗？这个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还没有明显症状，却在疯狂传播的时候。我说，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确诊，学校还在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再等等吧。她急了，几秒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就在这时，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政府在考虑全美禁飞的政策。本来文姗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飞，她可怎么办？我决定给她改签机票，让她立刻回来。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离，关闭一切非必要的生意。医院上班，医院已经取消所有非紧急病人的约诊，院方建议他从外州飞回来后在家休息两周。晚上我们去机场接文姗，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很薄的口罩，戴在脸上。美国政府传染病防御中心的建议是，病毒不是空气传染，而是飞沫传染，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没有什么用。文姗说，姐姐叮嘱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买些东西，我也正好买牛奶。晚上十点，商店里没什么人，但是冷藏柜里已经没有牛奶。
今天我六点多就醒了，本来想在床上赖一会儿，但是想到牛奶不够了，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超市。天边刚刚泛起一点点发红的亮光，映照在海湾上，波浪轻轻拍打着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宇宙无动于衷地运行着，黎明总是会在黑夜后到达。
超市停车场已经相当满，不过我还是马上找到了停车位，边上的一辆车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我俩惺惺相惜互望一眼，笑了。她说你没见过这里在这个钟点停满了车吧。我说是啊，我还是头一次这个钟点来。
买到牛奶回家后，我开始煮麦片，灶头开着小火，手轻轻搅拌。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树满是嫩绿的新叶，有几个邻居在街上遛狗，花园里的柠檬树今年开了密密麻麻的花，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鲜黄的柠檬，蜜蜂和蜂鸟在树上周旋，一片花香鸟语。自然将季节的礼物呈现给我，提醒我，我和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尘……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国已有几百万人因疫情丧生。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放不下的尸体，只好放进运输鱼肉的冷冻车里，停在街上。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电话，她的两位朋友抢救无效，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新闻里的数据不再抽象。几百万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我想，幸福跟灾难怎么平衡？一边是几粒麦穗，另一边是无际苦难。然而，它们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样。那几粒麦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养你的美丽，每一个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边，明天你也许在天平的另一边，不需要太多理由。我们唯有珍惜。
五月中旬，《世间有她》的制片人给我发信，邀请我参与执导五位女性电影人共同拍摄的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我跟朴若木说，“对于我参与这部电影你如何想？”他回，“带着使命感去拍电影，最终出来的结果都不会坏的。”
《世间有她》拍摄现场
如果参与，我应该拍什么？十五分钟的银幕时间最适合的又是什么形式？我开始寻找。
一天，我边听着杰奎琳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协奏曲《殇》，边在电脑上搜索。我的目光被一面朱红色窗帘吸引住，它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飘出来，在寒风和雪花中飞舞。网友说，严冬中邻居的窗户一直开着，不知那家的人怎样了。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这面触目惊心的窗帘在《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飘扬，即时的生活仿佛骤然成为了一种祭奠。那个礼拜，我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面充满悬念的窗帘，在又一个不同的天色中纷飞，想象它的主人去了哪里。
朴若木看了窗帘的视频后，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里的事，“我的楼下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头，常年孤身守着小店。他沉默寡言，不识字。每次他帮我代收快递，我都会跟他买一条香烟，因此他努力认住是我的门号，总把我的快递保存在店里等我取。平时他晚上架一块木板当小床，睡在店里。过年应该是回老家了吧，至今都没有再看见他，店也一直关着，我老想他发生了什么事……很伤感。”
我说，“这也感人的，淡淡的，人性的关怀。”
他说，“拍个疫情时期的《后窗》怎样？”
《后窗》是一部我极其喜欢的悬疑片，男主角因为腿断了，每天在窗前看对面楼里的人生百态，无意中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也许我可以从一个人物的窗户拍隔离中每家每户的状态，没有台词，只有埃尔加的大提琴乐，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上每天传播出令人震撼、悲愤或者感动的画面，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形式能超越那些纪实影像的力量。《后窗》的想法很快搁浅了。
朴若木说，“你找到最感动你的，自会有最动人的表达形式。《后窗》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接着，一个外卖小哥骑摩托车送上下班护士的事迹，让我产生了兴趣。一开始他只是被人哀求，看人哭，看人无助，勉强帮了一次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更多的人来求他，他就渐渐发挥出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组织起其他外卖小哥一起帮助别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个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我从这个外卖小哥的身上，看到了个人人性的唤醒以及光芒。
后来这个故事被各电视台、网站反复报道，而我又没有找到它属于大银幕的特殊元素，就放弃了。
最终，一个被放逐两地的恋人的故事触动了我。女孩（小鹿）春节回北京看望父母，从此没能再见到封锁在武汉的男友（昭华）。这个爱、失去与放逐的旋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也因疫情无法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世间有她》剧照
我跟朴若木分享了这个故事，他也振奋起来，回信说，“不管战争、瘟疫、天灾、人祸，不管你是权贵还是平头百姓，人对死亡最深的切身之痛，莫过于失去挚爱。十五分钟，一个女孩，一部手机，我相信这是个足够直指人心的故事。”
我想到一首格丽克的诗歌——
世界
曾经是完整的，因为
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
我们才知道她原来的样子。
……
什么样的画面和声音才能承载这个意境和思想？我的男女主角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从不同框。怎样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人相信那个曾经完整的世界？
重温维姆文德斯导演的《柏林苍穹下》时，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影片里天使看到的人间是黑白色的。有一天，一位叫达米尔的天使懂得了人间的欲望，感到了人身的体温，他眼中马戏团秋千上飞人的女演员，突然有了饱满的色彩。惊鸿一瞥，令人陶醉。
对被封锁在两个城市的恋人来说，手机屏幕是引起他们无限渴望的、比现实生活更有温度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黑白拍现实，用彩色拍手机里的世界，观众会把目光聚焦在画面的彩色部分，把感情倾注到屏幕中的恋人身上。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与手机的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人与人的交往，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手机。人性的矛盾冲突，也都来自人们对网上消息的不同解读。我们似乎都是生活在手机里的一座座孤岛，屏幕中那个更吸引人的“现实”，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为“真实”。
《世间有她》剧照
我找到了一个令我兴奋的视觉方向和电影语言。一星期后，我按这个感觉拉出一个剧本大纲，发给了朴若木。他开始每天给我发参考视频、文字和画面，帮助我丰富故事和人物的生活质感。
比方医院里的视频：一个女人跟护士要水喝，护士转身取水，递过去时女人已经死了，死的寂静仿佛突然淹没四周的噪音。发给我视频的时候，朴若木说，“她勾起我小时候最爱的一篇古文：静卧而起，久病调适，见日光斜入帐中，如二指许，转眼即逝，因念光阴瞬息如此，人一刻不读书，一刻不进德……”
另有一条视频中，医院门口取母亲的遗物，一位护士走过去把一只手机和一根项链交给他。他转身要走，又回身问，“我妈妈留了什么话吗？”护士摇头。
为了这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我们看了海量的资料。每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它们都巩固了我的初衷和表达方式。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疫情的视频、日记、照片、博文中提炼出来的。剧本从这些具象的资料延伸到抽象的意义和思想，又从抽象回到具象的生活细节。意象虚幻，但真情实意。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修改了二十几稿，而且越写容量越大。幸亏原来的五名导演，有两个来不了了，我便有了三十分钟的银幕时间。
创作给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过程中的成长弧度。从认识朴若木那天起，他就成了我学习电影审美的老师。回看我们两年前的几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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