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和越南爆发了“3·14海战”，中方以轻伤一人的代价收回6个岛礁，取得全胜。
然而，就在取胜后仅仅几天，中国空、海军就启动了一项紧急工程——“”工程。因为这场海战暴露出解放军空军的一个严重缺陷。
严峻的形势
“”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对歼8二型战斗机进行改装：把原来两个升和一个升副油箱，扩容成FYX升副油箱；同时在飞机内部再多增加一个千克超载储油空间。
简单来说，工程就是给歼8二挂上更大的副油箱，再把机身能用的地方都塞进燃油，以此来增加航程。歼8二的腿实在太短，这种改动也是无奈之举。如果“3·14海战”中能有空军掩护，我军将会获得更大的战果。
年9月，航空工业部又下达了歼8二空中受油飞机的研制任务，正式开展对空中加油技术的探索。
同年10月，歼8二和轰6完成了加油编队试飞，验证了轰6+歼8这对组合实现空中加油的可能性，这就是“工程”。能进行空中加油的歼8战斗机交付部队后，被称为歼8D。
油轰6+歼8
中国航空部门的这一系列动作，都带有“应急”的特征。
当时我军最好的歼7、歼8战斗机，作战能力都不能满足空军要求。即使正在研制中，被称为“新歼”的歼10和歼13，其主要性能也无法完全满足作战需求。
这时，从国外引进战斗机，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年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空军副司令员于振武偶遇歼8主设计师顾诵芬，向他提了个问题：“你说咱航空工业，能不能像他们彩电、冰箱这类家电似的，也引进人家的生产线？这样就可以很快拿到先进的飞机。”
副司令员的这番话，让顾诵芬立即意识到，空军已经打算直接引进外国战斗机了。
F-16在南苑机场
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本国空军却想找外国人去买飞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带着复杂的心情，他这样回答领导：“这不是一条生产线的问题。涉及材料、电子等一系列工业基础，都要改造。”
顾诵芬主持研制的歼8系列战斗机，是以苏联第二代战斗机（米格23和苏24）为主要作战对手的，但到服役时，苏联已经装备了第三代战斗机（米格29和苏27）。
同时期的美国更是占尽先机，先进的F15和F16比苏联更早加入服役。
年，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驾驶F16在北京做了表演，让中国军方首次感受到来自第三代战斗机的巨大冲击。
雷鸟到中国
更让人如芒在背的是，海峡对岸也在80年代末获得了架F16和60架幻影。
环顾四周，中国几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潜在对手，战斗机都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比我们整整领先一代。而解放军甚至连二代机都没能完全普及，还有数量庞大的歼6在服役。
此时的中国空军，迫切需要高机动、大航程的第三代战斗机。保卫祖国领空和维护国家统一，都需要这样的先进战机。
但当年的现实却很严峻：我军最先进的歼8研制成功后，只比歼7增加了些许航程，主要性能并没有更明显的优势。
但即使是这种增大航程的歼8，能打得过F16吗？能打得过幻影吗？
千载难逢的机会
正当中国空军举目四望，寻找获取先进战斗机的机会时，从苏联传来了利好消息。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的国民经济渐渐陷入泥潭。随着八十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苏联开始考虑对中国打开军售大门，因为这对本国经济非常有必要。苏联高层也多次向中方释放信号：“我们认为对华出口先进战斗机，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碍。”
对此，中方作出积极回应。年5月3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团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正式开始为战斗机的引进展开谈判。
苏联当时有两种成熟的三代机，分别是苏27和米格29。
苏-27
苏27属于重型远程战斗机，它起飞重量大、作战半径大；米格29则主要用来争夺前线制空权，是一种中型战斗机。它轻便灵活，但作战半径小很多。
当时苏联政府的态度是：同意向中国出售第三代战斗机，但只想卖米格29。这主要是因为苏27的作战半径实在太大，达到惊人的0公里。
而且重型战斗机超长的滞空时间还能带来大范围的活动能力，使防守一方陷入“处处设防，但又防不胜防”的尴尬境地。因此苏联有担心自己国家安全的顾虑。
苏联人还认为，中国喷气式战斗机一直是米格的天下，从米格15到米格17，又从米格19到米格21，所以继续引进米格29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因此，当年6月中国高级代表团抵达苏联后，苏方只介绍米格29，还邀请代表团前往库宾卡空军基地，参观米格29的飞行表演。
但中国代表团在仔细考察后却并不满意。米格29虽然性能不错，但在中国空军看来有两个严重缺陷。
首先是航程问题。米格29的早期型号作战半径只有大约公里，因此人送外号“机场保卫者”。而中国空军最看重的是作战半径、航程、留空时间等指标。毕竟“3·14海战”我们有没能扩大战果的切肤之痛。
米格-29
其次是米格29的战斗力问题。虽然米格29采用了翼身融合的优秀气动布局，但并没有配备电传操纵系统，机载电子系统也非常简陋。它能不能有效抗衡F16和幻影，连苏联人自己都没有十足的信心。
因此，中国空军明确表示：不打算购买米格29。中方表态后，谈判立刻陷入僵局，因为苏联也表示，只卖米格29，不卖苏27。
不欢而散
不过，苏方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就支持向中国出售苏27。
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位务实并对华友好的将领，他始终不认同苏联高层的保守态度。在年接受《红星报》专访时他明确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性能最好的战斗机”。
当中国代表团来到苏联后，虽然上层已经施加压力，但在会谈中沙波什尼科夫却自顾自地、有意无意地只介绍苏27，对米格29一笔带过，在会谈中制造了一起“意外”。这让苏联国防部亚佐夫一度非常恼火。
正是在沙波什尼科夫屡次“提点”和暗示下，中国代表团也表示对米格29不感兴趣，提出要看苏27。而苏方态度也很明确：拒绝出售苏27。
沙波什尼科夫
站在苏联军方高层的角度看，苏27是苏军现役主力战机，此前还没有出口的先例。一旦出售这种先进武器，毫无疑问是一把双刃剑。
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访问返回中国的时候，苏联主管军事工业和经济的领导人别洛乌索夫，和刘华清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会谈。这次苏方做出了让步，别洛乌索夫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出口苏27战斗机。
苏方最终同意向中国出口苏27，除了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支持外，根本原因还是迫于自身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和当年赫鲁晓夫主动向中国提供米格21的情况非常类似。
苏联经济上的困局和航空工业的萎靡，让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来自中国的订单。对苏联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其实早在33年前，类似的情况就发生过一次。
年中国代表团访苏洽谈引进米格19战斗机。曾担任过沈阳飞机制造厂总顾问的卡列夫得知代表团抵达后，专程前往旅馆看望。
当知道中方代表是来谈米格19时，卡列夫说：“不要谈这个飞机了，米格21都已经出来了。告诉你们团长，不要米格19，要米格21。”
当时米格设计局的原型机刚刚被正式命名为“米格21”，中方代表提出要看米格21后，苏联方面非常惊讶，以至于他们在谈判桌上忙不迭的表示，“这种战斗机根本不存在”。
30多年后，有趣的一幕又一次上演，沙波什尼科夫也暗中支持卖给中国最好的战斗机。每当两国遇到问题时，总会有一位重视中俄友谊的俄国人出现，把合作带入更深的领域。
加引号的“裘皮大衣”
年8月底，解放军一个高级军方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了苏27的制造工厂。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等同志亲自上阵，在搞清了所有的技术和配套问题后，中方与苏方正式签署了考察《会谈纪要》。
中苏签署文件
年12月，苏方派专人来华继续谈判，期间苏方代表乘专机前往深圳参观，并和中方就价格问题展开谈判。
苏方认为，苏27与美国的F15同属双发、远程、重型歼击机，F15的售价是5,万美元一架，因此苏27至少要5,万美元一架。双方经过激烈谈判并经过高层认可后，终于就价格达成一致。
关于最终采购价，我没有查到最权威的资料，但一些相对靠谱的资料显示，中方当时的采购价大约是每架3万美元。
年10月25日，别洛乌索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到达北京，双方就购买苏27再次进行商谈，意见基本一致。11月1日上午，中苏终于正式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纪要》，苏27来华几成定局。
年12月28日，中苏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购买24架苏27战斗机，以及继续引进24架的双边协议。
苏联向中国出口的是苏-27SK型（S表示生产型，K表示用户定制，也就是出口型）和自己装备的型号基本相同，并按中方要求做了少许改进。主要是增加了无制导空地武器的使用能力，可以发射航空火箭弹和投放普通航弹。为此起落架专门做了加强，最大起飞重量也增加到了33,公斤。
出口中国的苏-27SK，在带有保密性的主动干扰机上做了减配，不过这也是世界军机出口的惯例。
国产化后的歼-11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之间的这次合作首创了一种支付方式：外汇+易货。苏-27贸易的合同金额中，有70%是以“易货交易”的形式来支付的。
“易货贸易”是50年代中苏经常使用的一种交易方式。双方一般先谈好规划，比如中国要苏联的钢铁、机床，苏联要中国的水果、猪肉，然后按照各自的价格以瑞士法郎预定，互相记账，每年签一次。
到了年，中方建议继续沿用这一惯例，但这次苏联人提出：只要美元。
年的中国并不富裕，国家外汇储备也很少。因此中方反复和苏方沟通，希望能用易货的方式支付。最终双方议定：采购金额的一小部分（大约30%）支付美元，余下部分（70%）仍然用商品实物形式支付。
这次中苏关于苏27的政府间协议，也为日后中俄军贸做了个示范，从合作方式上来讲，这种形式也是空前的。
在协议正式签署后，苏联于年3月派了7架战斗机、强击机、运输机等，来到北京南苑机场进行飞行表演，其中包括飞行员普加乔夫驾驶的号苏-27。他在南苑机场上空表演了经典的“普加乔夫眼镜蛇动作”。
南苑机场的号苏-27
这次表演中，苏-27以一流的外形设计和出色的机动性能，让在场的中国空军将领们叹为观止。虽然苏联人有借此机会向中方出售强击机的意愿，但中方却只对苏27有兴趣，苏25蛙足强击机没能打开中国市场。
年2月，总参装备部军援军贸局局长陈洪生与苏联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合同，此后总参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项办公室，任命马庆华为主任，专门协调采购苏-27相关事宜。
据马庆华回忆，中方第一次向苏联支付的合同商品是三样：毛毯、暖水瓶和”裘皮“大衣。关于“裘皮大衣”，马庆华还回忆了其中一些细节：
“裘皮大衣”实际上就是狗皮大衣，但苏联人不让说狗皮。
后来我们去安徽看生产过程，才知道一件狗皮大衣要17条狗皮才能制成，而且必须是立冬下雪以后的狗皮，才可以做大衣。当时这种大衣的收购价是5元钱一条。
俄方第一次要了一千件，后来要一万件。为此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一度闹起了狗荒。
——摘自《亲历中苏/俄军技合作二十年》
马庆华还回忆：首批交付苏联的其他两种商品中，暖水瓶是北京南口的一个厂家生产的，毛毯是天津的一个厂家生产的。这一单合同抵了飞机价款大约万美元。
在后来的易货贸易中，苏联要求提供的商品几乎涵盖了所有轻工产品，从衣服、鞋子到罐头食品，无所不包。
马庆华
因为这是国家项目，所以很多省市的主要领导都直接找到马庆华，要求参与供货。和苏联易货的订单，在当时甚至还救活了一些国内的企业。
后记：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年苏联国内发生巨变。
原定中苏之间的《第三次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不得不取消，这给刚刚起步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了一缕阴影。紧接着，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轰然解体，中苏之间的全部军事技术合作都被搁置。
不过，独立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中国承诺，将继续履行出售苏-27的义务。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军技合作的发展，两国间的“易货贸易”也逐步废除，改为以美元现汇支付。
年中国订购的苏27SK开始在共青城制造厂生产，为第38批次。
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战斗机（包括8架单座型和4架双座型），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吉达机场起飞，于当日上午10:15安全抵达芜湖空军基地。
5个月后的年11月25日，剩余12架单座型战斗机由共青城直飞中国芜湖空军基地。至此，24架苏-27正式加入解放军空军序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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