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小女孩抱着她的宠物狗，站在华沙轰炸后的废墟中。
德军轰炸中的华沙。
年8月29日，波兰但泽市。
德国占领波兰后，希特勒站在路边给在波兰的德国士兵致敬。
波兰战俘。
德军入侵波兰期间，德军士兵俘虏了波兰士兵，波兰士兵被要求跪在地上与德军士兵合影。
炸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凶狠地砸在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波军要塞上，整个地面都翻了个底朝天。伯纳德·雷盖尔斯基靠在地窖墙壁上，感受着每一轮轰炸带来的地动山摇。
轰炸来自海上的军舰，也来自空中的战机。他已经开始习惯了轰炸带来的尖锐耳鸣；习惯了浑浊的空气里，烧焦的血肉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习惯了在仅有的昏暗烛光下，照顾受伤的同袍；习惯了前一刻还在鼓励自己的战友，在自己面前被一枚飞来的弹片削掉了半颗头颅。
从德军自9月1日凌晨突然发动攻击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了。他的指挥官亨里克·苏哈斯基少校在四天前就已经丧失斗志，命令士兵向德国人缴械投降。但士兵们却不愿屈服于德国人。他们发动了一场哗变，将指挥官绑在铺位上，选举了意志坚定的副官弗朗齐歇克·邓布罗夫继续带领他们指挥抵抗。
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十五名同袍牺牲了，他们的遗体就躺在地窖的外面，猛烈的炮火让战士们无法掩埋自己的战友，只能任由炮弹轰塌的瓦砾砖块盖住那些熟悉的面孔。
最初的悲痛已经过去，只剩下疲惫的身体靠在地窖的墙上。尽管伯纳德和他的战友们体力已经严重透支，而这支被重重包围的孤军心里也明白很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援军的到来。但比起外面的隆隆炮声，一个声音更清晰地回荡在他们的心中：我们决不投降。
抵抗
“每个人都相信我们会赢”
大人物主宰了战争，将小人物驱赶进战场。但在战争无法避免的恐怖逻辑中，小人物却决心勇敢直面他们的命运。
8月13日，德波之间的关系已经异常紧张。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访问了格丁尼亚，这里在15年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人口仅人，波兰人亲手将它建成波罗的海最大港口，人口超过10万。两名帮助他接收播音信号的波兰人“冷静而自信”地告诉他：“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将会战斗。我们就在附近出生，当时还是处于德国统治下，我们宁死也不愿再有那种经历。”9月1日凌晨战争爆发时，但泽的波兰邮政局遭到党卫军猛烈进攻，邮政工人誓死抵抗，拒绝德国人的劝降，在激战中，他们躲进邮局地下室进行坚守。德国人将汽油浇在上面点燃。浓烟迫使他们走出地下室，这些坚强抵抗的战士最后被德军集体射杀。
在波兰首都华沙，电台播报完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紧接着播放了波兰国歌和肖邦的《A大调波兰舞曲》。战争爆发的消息并没有让这座城市的民众感到惊骇，警报拉响时，人们都跑到街上仰望天空，直到民防员把他们赶回屋里。一些人甚至随着肖邦的舞曲兴奋得翩翩起舞，就像是盼来了一个久等不至的好消息。波兰人深信英法两国将会履行协约承诺，出兵相助。这种乐观情绪传遍全国，在华沙附近的扎莫希奇小镇，医院的院长齐格蒙特·克鲁科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在谈论战争，每个人都相信我们会赢的”。
但出乎波兰人意料的是，他们心心念念渴盼的英法援军却始终没有如约开战。波兰只能孤军奋战。绝大多数军事史在记述这场战争时，都会将最大篇幅放在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如何突飞猛进，只用不到一月就拿下波兰，然后对闪电战的战术进行细致分析。但这种叙述显然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波兰军队是一群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完全不堪一击。但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战争中的普通官兵，就会发现这种叙述造成的印象何等谬误。面临敌军突如其来的不宣而战，波兰人所表现出的沉着英勇令人动容。为了掩护同袍撤退，波美拉尼亚骑兵旅第18骑兵团奉命攻击德国第20机械化师。人马的血肉之躯对抗钢铁装甲，胜败之数早已注定。但骑兵指挥官卡齐米日·马斯特拉泽上校却冷静地告诉身边疑惑的副官：
“年轻人，我很清楚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后率领名勇士拔刀出鞘，迎着炮火，策马赴死。
在华沙守卫战中，超过15万男男女女挺身而出，参与城防，他们推翻电车作为临时路障，用尽一切手段抵抗侵略者。民众的英勇气焰就连德军士兵都感到战栗。在坎比诺森林前线，德军指挥官恩斯特·冯·卡布将军也发现波兰士兵之强悍拼命和艰苦克己的品格是德军士兵远不能及：
“不管是在密林中、沼泽中，战斗几天下来没有食物弹药，只剩几个人……还是那些被包围的骑兵分遣队，作困兽之勇的突围，抑或是赤手空拳的步兵，他们在某个村子前挖出战壕，死守岗位，直到一个个被射杀在射击坑位上，战斗到生命结束。”
波兰人的誓死抵抗让侵略者见证了勇气和信念，但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自己面对的敌人非比寻常，他们完全抛弃了战争的规则和人类道德，就像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杀戮和毁灭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就像希特勒在入侵前对高级将领所下的命令：“我们的力量来自于速度与残酷。成吉思汗有意屠杀了数百万妇女儿童，还乐在其中，历史却把他评判为国家伟大的奠基者……我已下令，我们的战斗没有底线，只有彻底的粉碎敌人……我已让骷髅头师准备就绪，命令他们不许有怜悯，不许有同情，要杀死波兰血统和讲波兰话的男女老少”。
在这一邪恶观念的指导下，德军在波兰的土地上以杀戮流血为能事。在布拉楚前线和坎比诺森林，仅一天，德军就倾下了吨炸弹。整座森林化作一片火葬场。9月22日，颗燃烧弹将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化为一片火海，三天后，架轰炸机对华沙施行大规模无差别空袭，摧毁了至少一半华沙建筑。因为轰炸太狂热，一些炸弹甚至落在了城市以北的德军头上。轰炸过后，废墟上躺着两万六千具普通市民的遗体，比整个波兰战役中德军伤亡总数的两倍还多。
面对德国人的毁灭攻势，波兰人仍在殊死抵抗。但他们意料不到的是，就在背后，一把尖刀正向后心刺来。9月17日，就在德军向波兰前线空投吨炸弹，将一切化为火海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突然约见驻莫斯科波兰大使，将一份声明径直丢给他。声明宣称，“波兰政府已经解体，不再显示任何生命迹象。这意味着波兰这个国家及其政府皆已在实质上不复存在”，这种真空状态“可能对苏联构成威胁”，所以原本保持中立态度的苏联政府“不能漠视那些居住在波兰领土内与自己同根同源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任由命运摆布，手无寸铁。”宣布苏军将进入波兰。
苏波边境的波兰人恐惧地看着这些突然跨过边境的苏军骑兵，这些不请自来的苏军士兵就像强闯进家门的饿汉，个个饥肠辘辘，所经过的每个波兰村庄，都会索取大量食物狼吞虎咽。
不久之后，他们还将吞掉马蹄践踏过的这片土地。
沦陷
波兰人不被视为人类
“老乡，你们怎么往这边来了！我们背后有德国人追呐！快回去！”
“俄国人！俄国人也来了！”
东西奔逃的两拨难民在中途相遇，两支大军的夹击让所有抵抗都变得徒劳。绝望中，9月28日，参战各方签署合约，纳粹德国停止对华沙的攻击。10月6日，最后一批波兰军队投降。波兰沦陷，被纳粹德国与苏联分别占领。
苏军的突然侵入让波兰猝不及防，但却并非毫无征兆。早在与波兰开战的11天前，希特勒就向“莫斯科的斯大林阁下”发出了一封友善的电报，请他在三天后接待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斯大林旋即回电表示同意。里宾特洛甫受到了斯大林隆重而热情的接待。8月23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斯大林主动提议为希特勒干杯。宾主双方醉醺醺地互相拥抱，脚步踉跄地在红地毯上互相致意。这次会晤与其说是友善客气，毋宁说是惺惺相惜。之后，那份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便趁着酒劲新鲜出炉了。
尽管这份条约名为“互不侵犯”，但事实上，它真正的机窍是直到年战后才被公之于众的秘密协议。这份协议将东欧根据双方势力影响范围进行划分，并保留“双方利益是否需要维持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如何划定”。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正是为践行这份秘密协议，11天后苏德双方正式签订的《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则是将这份秘密协议的内容公开确认。波兰终于按部就班被两国各自收入囊中。
波兰再一次被瓜分。波兰人也要再度忍受沦亡之苦。但这次的亡国苦痛比之前一个半世纪的沦亡史还要残酷百倍。之前波兰人虽然身负沦亡苦痛，但至少还拥有为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希特勒眼中，波兰人却根本不算人类。他对主管文宣的戈培尔说波兰人“与其说是人类，毋宁说是野兽”。在瓜分波兰的条约签订的前一天，他对纳粹思想家罗森博格表达了未来如何处置波兰的看法：“波兰人空有日耳曼民族皮囊，内里却污秽至极……如果原先属于德意志的领土再被波兰多统治个几百年，肯定会变得浑身虱子，腐朽不堪。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正是结束他们的独断专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委派汉斯·弗兰克到新设立的波兰“总政府”任总督。弗兰克虽是律师出身，但却浮夸、粗鄙，他的冷酷无情并非出自理性，而是故作姿态的残忍。这位童话暴君式的人物曾对记者说：“我的一个抱负，就是提携波兰人们，让他们沐浴在欧洲文明的荣耀中。”
弗兰克所谓让波兰人“沐浴在欧洲文明的荣耀中”，就是彻底消灭波兰固有的一切文明。他给波兰人定义的新角色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他们不配拥有自己的文化，应该化作知识的荒漠：
“波兰的整个信息系统和知识体系必须被摧毁。波兰人不能拥有无线电通讯装置，什么也别给他们留下，要取缔所有新闻媒体，让他们无法发表意见。根据原则，他们不应该拥有剧院、电影院或歌舞厅，以免他们回想起那些已经失去的快乐”。
年11月6日，纳粹党卫军指控雅盖隆大学是波兰仇德主义的巢穴，逮捕了名教授，其中人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党卫军头领希姆莱下令波兰“不得有高于小学四年级的学制，仅有的教学目标是教会学生以里的简单算术，教会学生写自己的名字，让他们将服从德国人作为信条……我认为他们不需要学会阅读”。医院院长克鲁科斯基在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德国人命令每所学校校长向学生收缴波兰语手册以及历史和地理课本。在什切布热申的每所学校里，每间教室里，孩子们都在上缴书籍。”
这些书籍都被堆在学校操场上公开焚毁。
受难
清除知识分子
毁灭知识的地方，注定也会毁灭生命。一个德国人如果想要杀死波兰人可以有很多方法，而且不需要找理由。克鲁科斯基一度被德国秘密警察逮到俘虏收容所。在那里，被关押的波兰人经常受到“棍棒、皮鞭和拳头”的殴打。
毒打还算是较好的情况。在霍恩沙查的一所监狱，一名德国骑兵队长喝得酩酊大醉后，把波兰囚犯拖出来当场射杀了35人。在格丁尼亚附近的欧布鲁策，因为一名波兰男孩打破了警察局的窗户，50名波兰男生被捕。因为这些男生拒绝出卖自己的朋友，党卫军抓来了男孩儿们的父母命令他们在当地教堂门前殴打自己的孩子。在这些父母拒绝后，党卫军亲自施以辣手，他们用枪托施以重击，射杀了其中十名男孩儿。他们的尸体被扔在教堂门前整整一天。
在德国统治波兰期间，平均每天都有人因各种非正常原因致死。而最让他们痛恨的就是波兰的知识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视为波兰文化的承载者，所以必须遭到清除。年夏天，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名知识分子在华沙郊外的森林里被处决。这场恐怖的精英净化运动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自诩肩负在波兰地区传播“日耳曼文明”使命的德国少女团官员梅里塔·马诗曼回忆说“人们从未遇到过波兰上流人士，这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波兰人都是无产者、农民和穷人。”
纳粹德国对波兰人的暴虐主要是出于种族原因，既然希特勒将波兰人定义为兽类，那么对其赶尽杀绝也就顺理成章，空出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填充优良的德意志种族。但在苏联占领区，推行暴政的原因却并非是种族，而是政治。斯大林希望将苏联模式推广到波兰地区，对其进行全面改造。为了加速波兰苏联化，大量私人企业被收归国有，由苏联派来的乌克兰人和俄国人担任干部进行管理。苏联的农场集体化也被照搬到波兰，大量波兰的私人土地农庄被分配给苏联士兵。
这些抵达波兰进行接收的苏联人刚刚抵达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他们在国内从未见过商店里居然摆着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丰富美味的食物，绝大多数苏联人都闻所未闻。一名苏联士兵一次就从一家店铺里搞到20盒他以为是食物的东西，虽然他觉得不好吃，但还是吞下肚子，之后他才知道，这东西原来是牙膏。但相比军队发给自己的口粮，这还算是美味，有一次，一块苏军口粮掉在地上，狗跑过来闻了闻就跑开了，气得这名士兵大骂这条“资本主义的狗”。苏联士兵在强征的波兰房子的生活也给困苦的波兰人带来不少笑料。一名苏联士兵居然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洗漱，还抱怨水为啥流得那么快。
但这些笑声很快就消失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不到两个月，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食物就从货架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粗粝的面包、劣质的肥皂和鱼肉罐头，土地一片荒芜，饥荒开始出现——波兰终于成功地被改造成了苏联的一部分。
但对斯大林来说，波兰仅仅在外观上变成和苏联一样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思想上完全向苏联靠拢。那些带有明显波兰文化特征的标志和建筑物都被推倒，书店和文化机构也被关闭。一场针对精英阶层的清理运动同样也在苏联占领区如火如荼地进行，只是采取形式没有纳粹那样严酷，书店老板、艺术家、作家、天主教徒，甚至是“出过国的人”和“世界语学者或集邮家”都被大规模驱逐，许多人被塞进只有站立空间的运牛卡车送往苏联在中亚的集体农场。成千上万拒绝接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波兰知识分子则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严酷的环境导致三分之一的驱逐者死亡。
然而，还有一批人的存在对苏联来说是心腹之患。他们是苏联入侵时投降的波兰军官战俘，大致有1.5万人。这些军官受过良好教育，几乎都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即使按照对精英阶层执行的清理运动，他们也将被驱逐或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命运可想而知。但苏联人却对他们有着更深一层的仇恨。这种仇恨来自19年前。新生的苏俄政权为了将无产阶级革命带到欧洲心脏地带的宏图伟愿，在两位传奇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和布琼尼的率领下，苏军兵临华沙城下。在这一危殆时刻，毕苏斯基带领波兰人民突围成功，击败苏军。这场战役被称为“维斯瓦河畔奇迹”，是波兰人的骄傲，也是苏联人的耻辱。而对斯大林来说，这场失败还有更私人的耻辱——他是当时布琼尼军团的政委。在这场战役后，苏联到处流传着波兰人虐待战俘的恐怖传言。据说毕苏斯基曾下令苏联战俘不留活口，尽数杀光。事实上，苏军战俘的死亡率也相当高，几乎达到50%，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被苏军俘虏的波兰战俘死亡率也不相上下，但绝大多数战俘的死因并非有意虐杀，更多是因为恶劣的关押环境和医疗环境导致的疫病流行。
无论事实如何，对苏联人来说，这笔19年前的命债都要血债血偿。年初春，这些战俘被分批塞进一列拥挤的列车。他们像罐头一样挤在一起，不能躺着，也不能坐下。在监狱般的车厢里，战俘们只能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猜测火车会将他们带往何方。一些乐观的人激动地认为苏联人要履行《日内瓦公约》，将他们送回波兰。
终于，火车停了下来。一位名叫斯坦尼斯瓦夫·斯威亚涅维奇的战俘看到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上校来到他们车厢，命令他们带上自己的东西，跟着他走：
“我们走到了车厢外面，天气晴朗，阳光普照，能闻到从田野中飘来春天的气息，有些地方还留着一小堆残雪”，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被带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广场，到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肩扛刺刀的哨兵。广场上停着一辆中型轿车，但车床玻璃都涂着白石灰。每辆轿车都上满三十名战俘后，就立即开车消失在树丛里，大约三十或是四十五分钟左右就会回来，然后再拉下一批人走。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高度警惕呢？为什么那些押送人员每个人还要肩扛带刺刀的卡宾枪呢？”，斯坦尼斯瓦夫百思不得其解，他唯一能推想到的是轿车去往的地方并不太远，大约只有几公里路。但“为什么在这样美丽的春天里不让他们走路去那里呢？”
他和同伴们坐上了这辆轿车。
一个小时后，一颗子弹从脑后射穿了他的头颅。
撰文/新京报记者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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