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又的文学新势力茁壮成长。想知道浙江省的文学新人们都有谁？不妨来看看年浙江省“新荷十家”
全民阅读君将陆续推出“新荷十家”的创作谈，并登载他们的作品选摘。
以下是年“新荷十家”之一，80后男青年方晓。
自述人：新荷作家方晓
方晓，年12月生于安庆，数学学士、法律硕士，居杭州。小说散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山花》《作家》《长城》《江南》《百花洲》等期刊，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等。
以下，是新荷作家方晓自述的创作历程——
对我这种不够聪明又不善交际的人来说，写作的素材主要来源于读书，其次才是贫乏的生活经验，灵感则微乎其微。我想这就是我和那些经典作家的最大区别，他们脑海中的灵感火花一瞬之间即可闪亮，而我却需要很长的道路才能到达。阅读、生活与灵感之间当然存在的联结，在我而言也有着无法轻易克服的难度。但这个现象从办理案件之后似乎有所改变，一些人带着各种目的坐到我面前，诉说着千奇百怪但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们中有洗澡、医疗、交通肇事、投毒致死者的亲属，斗殴致残者，建筑队的农民工，职业放贷人和职业打假人，抬棺信访户，还有被解雇者、被抛弃者、被诈骗者，继母子和各自的亲人们，世代仇隙的邻居……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经由他们的陈述日复一日在我面前上演。不再是新闻里冷冰冰的文字，而要远为复杂、残酷和血淋淋得多，他们或求助或懊悔或沉痛或仇怨的表情和语气传达的，是原本一直生活在一条稳妥的平行线上，纠纷却无来由地突然降落至头顶，然后他们被迫滑向深渊。部分人的诉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即使胜诉他们仍然是站在悲剧的跷跷板上，看似赢得了利益优势而已，因为法律从来做不到根本上解决情感和心理问题，中立裁判者的同情、怜悯和开解也同样无用。悲剧的罅口早在纠纷尚未开启时就已向他们洞开，而直至案件终结伤口仍未愈合，在他们此后的人生中也难以彻底平复。他们提交的是至少已经过两次诉讼的材料，里面繁杂、琐碎、有用或无用的内容，能证明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那么这会是一个契机，我可以逃离生活经验欠缺的困境了？
我尝试过要写出他们的故事，但随即感到又得面对一种悖论，当我似乎不再受生活经验的制约时，却并没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我完全理解了他们。毕竟只是短暂一瞥，我不过是从他们生活中浮光掠影般摄取了一个横截面而已。我必须耐心等待故事在我的意识里缓慢、自然又隐秘地发酵，自动与其他细枝末节汇聚或分离，然后以不可更易的方式呈现出来；近乎一个人或许直至老去才能真正理解童年在他生命中的意义、重要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一样，这需要时间。为了克服那些远超于我想象力的故事所馈赠的诱惑，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不超过三年时间绝不去碰它们。但这条规矩在我的小说《花好月圆》里的罗兰后不攻自破。
去年冬天，因为一个机缘我去了一趟女子监狱，看见一位女性在演艺台上唱歌；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狱方简略介绍后，我查了一些资料，得知她与一个有妇之夫因无法继续恋情而相约自杀，男人死而她历经多次审判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出一个月，我就放弃了与写出这个故事的欲望的斗争，开始动笔。那位演艺台上的女性当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引子，最终成型的罗兰与她之间已有很大不同，但或许更符合我想象中的真实。
直到小说发表出来后，重读时我才明白，或许我急于写它的原因就在于，我想能够做出一种改变。我不希望现实中的那位女性走到那个地步，在她采取与恋人相约自杀的行动之前，能有什么东西突显出来重新占领理性的高地，祛除甚至毁灭她狂热的情感。我想这至少符合朴素的人类观念，生存下去在很多时候应该高于一切。但结果表明我的愿望是徒劳的，哪怕小说中的罗兰也似乎是活在一种天然就隶属于她而她必须服从的宿命里。而仅用宿命来定论又显得过于武断和轻忽，她是处在一种复杂、精微、致命又莫名其妙的困境中，无法自行脱笼而出，外力也难以拯救她，哪怕是类似于一只上帝之手的小说作者。究其原因，我只能找到一个不太形象的词汇来概括：精神特质；但相比性格而言它应该较为贴切了。就像那些坐在我面前的当事人，他们一直在庸常中平静地生活——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态，但他们精神中的某种特质一直埋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和前路上，直至突然某一天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来临，他们就无可挽回地走进一种极端里。无论成为侵犯者还是受害者，他们的侵犯看似顺理成章，迟早势必发生，而他们的受害其实也非毫无来由，滑向深渊也并不是完全被迫而且很难避免。这远非因果一词所能囊括，它至少显得过于简单和间接。那位女性和罗兰也是。
小说的“我”是一个凭空而来的角色，存在的主要作用也许只在于多年后劝导罗兰回归庸常生活。庸常生活，已经成为他遭遇婚姻失败并且决定放弃事业后的唯一追求。他对罗兰暗恋多年的情感，也只是一种添加在外力之上的筹码，他寄希望于罗兰的改变甚而是她性格的改变，但最终仍然失败了。在刑满出狱的时隔多年之后，罗兰，这个已经反思过爱情赋予她的疯狂的女人，仍然无法从自身的精神特质中走出，而再度选择自我毁灭。或许，我只能勉强相信，小说中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出现在罗兰面前的如果不是秦川而是“我”，是“我”代替秦川在罗兰的生活中存在，可能他们各自的命运会有所不同。但那似乎已经偏离人和命运的真相。
读一点
方晓短篇小说：花好月圆
我再次见到罗兰是在监狱的舞台上。我们几个摄影师应邀拍摄一些囚犯劳作的照片，狱方为了答谢，安排了一场文艺表演。压轴节目是翻唱徐小凤的《花好月圆》。听完第一句我就确定，那站在一群翩翩起舞的年轻女囚犯中间唱歌的是罗兰。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去看她，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在反对；我并不清楚它到底什么。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觉得所有的犹疑都毫无道理，决定去看她。半路上，我买了一条紫色的围巾和几瓶吉祥罐头。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如果我们无话可说——对我而言这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对她更是了，我可以用它们安放眼光。她也可以。我在会客室里等待罗兰时，才想起来没有考虑过她会不会见我。但她出现了。坐在我对面的她，显得庄重自持，看着我的眼神像滑过时光的流水，而我，却像多年来遗忘了监狱里的亲人那般窘迫。
她和舞台上那个深情的歌唱者判若两人。年月已经在她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烙印，尽管她与世隔绝多年，这种损耗依然不是缓和的。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她第一次登台演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现在，她用友好但陌生的眼光看着我，我想打破沉默，却不知要说些什么，只好问她为什么愿意见我。她早就准备好似的，用平静又冷漠的声调说：
“我就快出去了。从你身上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如果这代表一种希望，我愿意充当这个跳板。我刚从一场婚姻的灾难中走出来。但这没什么，只是早有预见的未来提前来临了。她接受了我的礼物。我从她的表情看不到一丝波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给了我勇气，后来又去看过她几次，但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冬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再过一周就出狱了。“我有个请求，”她说。“我想再住到月河街那间房子里。”我不理解更不赞同，但没有问原因就点头答应了。
接罗兰出狱那天，天下着雨。城市像浸在海里。我慢慢开车，边对她说着杭州十七年来的变化，但她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看向窗外。系在她脖子上的紫围巾把她的面容衬得灰白。我又说起对她以后生活的安排——好像我有这种权利，她也没有回应。一只鸟飞过天空，她抬眼追寻它的踪迹。前方车停下来了，应该发生了交通事故。绕过路口时，我们看见几个人围在路边，那只鸟躺在雨地里，像一团湿漉漉的黑色棉絮。
“你不是一个人生活吧？”应该就在这时，她突然问。
“离了。”我想解释下，却发现很多事情实际上无从说起，“有不少原因。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我不该提这事。”她语气冷漠，即使有道歉意味也少得可怜。
“没什么。”我更可能是为了宽慰自己才这样说。
月河街，那幢青砖砌成的楼房时隔十七年之后还在，在五层靠东端的那间房屋前，我把钥匙交给她。我赔偿了原有租客违约金，又双倍支付房租，才租了下来。罗兰关上门前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但并没说什么。她没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她。
我不知何时去见罗兰才不会被拒之门外。虽然我想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但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她在监狱时，我可以是个无须允许的探监者，但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在书柜上放了一部新手机，她当然早已发现。书柜里摆满了我能搜罗到的音乐书籍，但我不确定她会翻阅。手机里只储存了我一个人的号码。我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我偶尔打过去，她有时接听，有时不接。我没问过应该何时去看她，她也从来没有主动邀请。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摄影楼转手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然后发现自己站在了那幢房子前。
在门口，我活动脸部肌肉练习笑容。开门的罗兰眼光仍然陌生，似乎都忘了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她手一直握着门锁。我说，“我只是路过。”
她没有说请进就转身向屋内走去。满屋的紫罗兰，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尘不染，似乎争相散发着馥郁的光。罗兰出狱前，我就清空了原有的家具，买来全新的。它们摆放的位置和我印象中那年房间的模样绝对不同。打扫时，我还查看过所有隐秘的角落，似乎担心哪里有被遗忘的血迹。罗兰站在窗前，她应该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五楼之下，运河正在无声流淌。沿河而立的月河街近些年成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落，行人摩肩接踵。
“以前不是这样。那时候，看一下午，才能看到一个撑着油纸伞慢慢走过的女人。”罗兰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什么是不会改变的。”说完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想说这种话。
这里现在更像一家花店，而不是家居之所，四壁上空无一物。但它至少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挂上罗兰十七年前的照片。中午，我在摄影楼收拾时发现了那些旧报纸。十七年前，报纸上会偶尔刊登罗兰的照片，文艺汇演，慈善慰问或者大小晚会，她刚一出道就成了杭州知名人物。有些采访配的是生活照，背景是大兴安岭的雪和森林、布达拉宫、桂林或者五台山。那两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而我从不远游。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照片上，她的长发在风中飞舞，海上的夕阳跌落在她的肩膀上，花儿朝向她的指尖开放。典雅，优柔。那时我只能想到这两个词，但它们对我而言已经代表全部。她的脸即使很平静也好像在笑。即使她正对着给她拍照的那个男人在笑，她的笑容背后也藏着一种忧郁。那时我就觉得自己能看出来。她代言过吉祥罐头，我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用它充饥。在我婚后的家庭餐桌上，看着它我就像在看着一个可以存放灵魂的奥秘。当年，我从摄影楼回家会路过一个报亭，每天都买可能有她消息的报纸，但失望居多，她参加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少，后来几乎绝迹了。她的照片解决了一些困扰我的夜晚，让我在孤独中得到满足。但我一次也没有去找过她。避开所有能接近她的机会，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然后那一天来了。惨案刊载在报纸上，鲜血淋漓的照片，和无情的五十三个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在那天之前，我听说过她的一些事情。当你内心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