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冰蟾责编
石鸣《家庭会议》时长65分钟，从头到尾就一个镜头，时而左右移动，时而停顿在某个人身上，完整记录了一场家庭讨论。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救躺在ICU的自家亲戚。这个病人被称作“五姨”，视角来源于主持家庭会议的两个人，“五姨”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是一对亲兄妹，是导演顾雪之前已经跟拍了一年的纪录片对象。那是年冬天，顾雪跟着这对兄妹，去到了“五姨”家里。一进家门，她就看到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神情凝重，拿着一盒首饰，给他表姐看。表姐说：“这个都不值钱。”师恒博这个男孩就是五姨的儿子师恒博，他的妈妈在ICU里生死未卜，命运要靠即将开始的这场家庭会议来决定。陆续有人裹着寒气进屋，走到师恒博身边，跟他说些安慰的话。临近正月，洛阳天黑得早，吸顶的白炽灯，把沙发打得亮白，隐隐约约的烧水声从里屋传来。两代人聚在一起，窸窸窣窣说着家里的事。顾雪就在现场，她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故事，她决定开机。会议现场会议一开始，师恒博就告诉大家，母亲病情恶化，保住性命的可能性渺茫。“最好的情况就是植物人，就算眼睛能睁开，那也是睁着眼的植物人。”二姨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妹妹回家，死也要死在家里。三姨希望转到普通病房照顾，找人做日常护理。四姨说就在ICU呆着，保存最后的希望。呆在ICU，一天就得花上块，昏迷状态遥遥无期，万一人财两空怎么办？大家不断揣测医生话里的意思，试探会议中其他人的想法，谁也不敢给出最后的决定。巨大的情绪压力下，师恒博抖落出更私密的对话：有人曾劝他“放弃算了”。他是独子，还在读大学，生父早就不在了，继父指望不上。要负担后续的支出，恐怕得卖掉母亲留给他的房子。对于可以预见的死亡，他从更理性和现实的角度，考虑是否要放弃治疗。在现场，顾雪能感觉到这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孤立无援。他双手抱在胸前，越来越深地陷进沙发里。有几个瞬间，他突然望向顾雪，向这个家的外人，投来窘迫的眼神。“面对决定一个人生死这件事，大家都是往后退的。”这场会议也折射出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可以看出，主事的表哥表姐，是这个家里最有经济地位的人，一上来就制定议事规则，把控会议节奏。老人们，则在决策中失语。她们缺乏医学知识，不具备体力和财力，发言会被粗暴地打断。“（我们）没有文化，你们讨论就行了。”影片在拍摄完成后，一刀未剪，直接成片，接下来入围了法国真实电影节、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录片节，获得伦敦OpenCity纪录片电影节新锐电影人奖，还被法国图书馆和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永久珍藏。国内的几次放映，观众都被卷入到影片里真实的抉择两难。很多人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也面临过相似的处境：“中国人像买彩票一样，期待医学奇迹在亲人身上发生，结果往往人财两空。”有人感叹导演的洞察力：“窒息的临场感，家庭关系的权力结构、话语体系，很有价值的影像文本。”还有人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老了该怎么办：“等到我们这一辈，不会是几只猫几只狗讨论说，我觉得可以放弃治疗，多买几个罐头。”以下是导演顾雪的自述：有一天，版版哥跟我说，他五姨现在情况很危急，在ICU，生死不明朗，全家族的人约好了五点半在老房子见面。版版哥是我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他们家是洛阳的膏药世家，有两百年的历史，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我们拍他们已经拍了一年。版版哥和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剧组已经收工，摄影师拿着摄影包，制片决定去吃拐角那家的烫面角和牛肉汤。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顾雪原本在拍的纪录片《鼓楼之下》开机拍摄他们开会的过程是临时决定的，但最后把它做成一部影片，是因为这样的场景，我非常熟悉。从小的记忆里，这样的家庭会议我经常见到。会议一定是发生在客厅的沙发上，寒暄之后，各自表态，进而争论，试图说服，重复观点，再次阐述自己的意图，这样来个两三回合。偶尔会争个面红耳赤，情绪激动，但是很快就会有相应的角色来安抚，最后往往是男性的长者、和经济上更有话语权的人来做个结束。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心思和不满，发几句牢骚，各自散去。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用一个长镜头来展现。人们往往希望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主题或答案。但生活其实就是充满了含混、琐碎、无意义的反复和无奈的滋味。这些反复争论，每次似乎有结果又没有结果，正是我对于中国家庭关系的一个观察：人和人之间难以沟通。完整保留发生的所有细节，让观众、摄影机、事件当事人的三个时空完全统一，我觉得这太好玩了。虽然一开始就想好了要“一镜到底”，但现场总有突发状况，整个拍摄过程，我一直处在兴奋紧张交织的情绪里，真的是拍到最后一刻，才觉得这个作品可以成立。想拍十年自己的家庭：我对亲密关系是有质疑的我出生在河北承德，父亲是满族人，母亲是汉族人，还有一个大我8岁的姐姐。我的姥姥叫安桂英，她有10个孩子，我妈妈排行老三。姥姥的头发总是梳得溜光，打麻将输了还会发脾气。顾雪姥姥的家族合影姥姥78岁的时候得了脑淤血，之后十年里一直瘫痪在床。我特别清晰地记得，姥姥住在主卧，我住在她旁边的次卧，夜里，姥姥经常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我时常被惊醒，然后难过地睡去，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次，姥姥和我妈妈说：“琴，快点让我死了吧，实在太痛苦了。”妈妈说：“老天没说带你走，我可不能把你送走。”后来一个朋友和我说起他外婆的事情。他外婆病重，他回去看她，当时医生说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就只是活着。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让他的外婆安乐死。因为这件事情，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当时觉得凭什么他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太残忍了。他很爱他的外婆，特别痛苦。他说，因为活着只会更加失望。拍《家庭会议》的时候，这两件事从记忆里窜了出来，又交织在一起。影片的英文名就是“选择”，我想我到现在也给不出一个答案，但我想看到这部电影的人，会去思考：如果换作你，你该如何选择？《鼓楼之下》剧照，这也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大家庭人多，是非也多。家族里有人被欺负了，姐妹们就一起出门，和对方干仗。有时候也会因为芝麻蒜皮的小事，在亲情和利益关系中扯皮，在家庭琐事中分分合合。印象里，过年的时候，这10个家庭都来看瘫痪的姥姥。大人们在外面吃饭，相互敬酒，嘻嘻哈哈地笑。姥姥躺在里面，哎呦哎呦地叫。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对亲密的家庭关系持有怀疑。甚至觉得更像饭桌上的秀场。我们明面上其乐融融，私底下各怀心思。《庚子新年》年春节，疫情严重，我回到老家。除夕晚上被通知正月里不可以走动，要在家自我隔离。那段时间，每天都看手机里关于疫情的新闻，非常压抑，当时想表达点什么。我想到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瘟疫流行，十个人逃到一个地方避难，每天讲一个故事。于是，我请妈妈这一边的十个兄弟姐妹，每一个家庭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手机，读一条疫情期间的新闻，每个新闻就是一个故事。我拍摄下全过程，然后并置在一起，给我爸妈看，再拍下他们观看的过程，制作完成新片《庚子新年》。捕捉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家庭里隐匿的日常《庚子新年》算是开启了我的家庭影像计划，我打算每一年选择一个线索，记录我的家人，十年之后，能在时间的纵深里看他们的变化。拿起摄影机，我也终于有了一个理由，可以走进我亲人的生活里。平时我们的生活也不过是新年聚会里的相互问好，其实并不知道彼此是否真的过得好。当我在镜头后对他们提问，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我才发现，我原来不够了解他们。家庭里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大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想往内走，观察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当我真的把家庭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明白，大概也就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做自己的东西，不和那些“社会男人”竞争年10月，我的一个手机丢了，里面有很多我拍摄的影像素材。于是我就开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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