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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多多上创业的农二代真实故事计划

大家好,我是脸叔。每年过年叔都会回老家看望家人,在村里会遇到从全国各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大多数人都是一副“混得很好”的样子,少部分人会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的内心:“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漂泊感在这一届年轻人身上似乎格外重,大家从小镇和农村奔向城市,期望改变命运打破阶级壁垒。但能实现这种梦想的人真的又有多少呢?叔最近遇到了几个反向而行的“农二代”,他们放弃了在大城市里的机会,回到老家农村创业,养螃蟹、种草莓、栽黄芪、卖太婆梨,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建设家乡实现梦想。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感谢这片土地黄河和长江,是中国人的母亲河。生活在河畔两岸的人民,直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即便是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年代,这些地区的农民也不用远走他乡。不存在留守儿童,一人种地,全家吃饱。后亚强就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他生于甘肃岷县。虽然这是个贫困县,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秦岭的交汇地带,高寒阴湿的环境不适合种小麦,却盛产黄芪、当归、党参等滋补药材。当地有句顺口溜,脱贫有三宝:黄芪蜂蜜鼠尾草。后亚强记得,小时候每逢赶集,父母就在骡子身上绑满黄芪。凌晨3、4点,爷爷赶着骡子出发,直到深夜9、10点才回家。虽然黄芪有时候卖不出去,但一家人日子还能过,直到18岁后亚强才外出打工。如果说,黄河边的后亚强是维持温饱,那么长江边上的陈芸,生活至少是奔小康。固城湖是长江支流,位于南京高淳区和安徽宣城的交界处。这里被称作“小南湖”,具有丰富的自然饵料,适合养殖中华绒螯蟹。年,看到别人养蟹赚钱,南京一个木匠开始承包土地,养殖大闸蟹,并从最开始的几亩地扩大到了18亩。他叫陈建禄,是陈芸的父亲。养蟹的第一年,他就净挣三四万块钱,当时北京一平米房价只有1.2万元。陈建禄养蟹的第二年,陈芸考上了苏州科技大学。四年后,她和中国万毕业生一起,加入秋招大军,最终留在城市工作,结婚生女、买房买车。两条河都不靠的于本诚,幸运地生在港口城市,父母又恰好抓住了贸易风口。提到山东,很多人会说“烟台苹果莱阳梨”,也有人想到大樱桃。但很少有人知道,莱阳梨是太婆梨的升级版本。每年,龙口市生产太婆梨万斤,其中一半以上发往俄罗斯,三分之一走线下,剩下做罐头。于本诚的父亲,就是当地知名的水果供货商。他和另外两名烟台人,占据了牡丹江口岸发往俄罗斯太婆梨的全部份额。高峰时,家里每年销售万斤太婆梨。如果全部堆起来,刚好塞进平方米的冷库,一个月电费就要10万块。作为家中独子,于本诚从小衣食无忧,去年刚大学毕业。但包括他在内的农二代,都不曾想过,有一天家里生意不景气,要靠自己回去“力挽狂澜”。作为“失败者”的归来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从29%飙升到60%,农村人口却从8.6亿降到了5.6亿。3亿人离开农村,将汗水撒向城里的学校、工厂和企业。农村生态凋敝:每年减少万所学校,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不足3个。寒窗苦读十年,只为鲤鱼跳龙门。前不久,33岁的中科院博士林文,到农村做田野调查,路过的村民将其当作反面教材:“你看,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像他一样种地”。这样的经历,“蟹二代”陈芸,“果二代”于本诚,或多或少都碰到过。年春节,陈芸陪父亲看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电视里,陈芸的偶像TFBOYS与陈建禄的偶像刘涛搭档合作,完成了一曲《美丽中国年》。父亲却高兴不起来:春节期间大闸蟹售价并不高,辛辛苦苦养了一年,还是亏了8万多块钱。图

年底,陈芸从苏州回到家乡南京高淳,摄影:安舜蟹一代的意识里,大闸蟹养好了,就是要卖给批发商,扩大效益只能靠增产。但陈建禄承包1亩蟹塘时挣钱,扩大到18亩反而亏钱。稍微懂点市场的蟹农,唯一要抉择的,就是看是趁着中秋高峰卖掉,还是等春节高价卖掉。其实无论怎么选,都挣不了太多钱。理想状态下,养一只螃蟹能赚10元钱。但卖一只螃蟹,利润在15元左右,“养得好不如卖得好”是常态。陈建禄养的螃蟹,就经常被中间商收走,贴上阳澄湖的标签高价售出。他有些后悔,还不如一直做木匠。此时,陈芸已经在城市立足,成为某国外品牌的区域代理。当陈芸提出回家用电商卖螃蟹时,父亲撂下狠话:敢回家,打断你的腿!22岁的于本诚是被迫回家的。最大的水果进口商断了销路,很多人等着看笑话。去年8月,因为在果子里检测出害虫,俄罗斯暂停了中国梨果类作物的进口。当时,于家冷库里已经堆满新上市的太婆梨,足足有万斤。国外销路断了,父母分头去哈尔滨和北京的批发市场找门路。可出不去的太婆梨,线下价格已经砸到了8毛钱一斤,只有收购价的三分之一。图

年8月,于本诚打算在网上卖太婆梨当时,于本诚在寿光一家电商公司上班,但也只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经验没攒够多少,就得回家收拾烂摊子。原本出口的水果,中国人吃不吃得惯?这个东西大家不认识,也会在网上购买吗?回家路上充满不确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至于陈芸,父亲不给资金支持,她只好一个人行动了。裂缝里的阳光33岁的博士林文蹲在地里,路人嘲讽他是不学无术的农民。学农人的尴尬,源于人们的刻板印象。提到农民,必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必然是面色黝黑、衣衫褴褛,必然是汗滴禾下土。实际上,骑白马的未必是王子,蹲田里的未必是真农民。没人愿意当农民,原因很简单,劳作一年收入不及工地搬两块砖。但假如,不是守着薄田挣口粮,而是寻找新路提高收益呢?林文研究旱作小麦种植,新技术推广后,平均亩产翻倍,每亩增收元。现代农业不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和导弹。图

7月,孙郁晴参与多多农研大赛,获传统农业组第一名9年,沈海燕回家照顾父亲,偶然听说家乡草莓品种退化,县里想引进一家科技含量高的育苗企业。原本在合肥开印刷厂的她,转型培育草莓品种,现在成了当地的“育苗皇后”。她24岁的女儿孙郁晴,却对农业一直有些排斥。原本家里做印刷挺赚钱的,自从母亲转型做草莓,坑就一个接一个。年草莓基地结束投入期,可以开始赚钱了。谁知一场雪灾压塌了公交站台,也摧毁了造价上百万的草莓大棚。正在读大学的孙郁晴,生活费都不敢往家里要。老师帮申请奖学金,加上自己打工,才算渡过难关。去年申请研究生时,她也默默跨专业到经济学——城市长大的她,本科依从母亲选的植物学,结果自己学着发虚,也不感兴趣。今年疫情,工人不能按时返工,草莓又要烂在地里。孙郁晴也没法出国,只好跟家人一起,每天4点起床去摘草莓,然后开车送到合肥销售。那两个月,她每天嚷嚷要把草莓基地转出去,好在电商平台分担了一些团购订单。危机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稚气未脱的孙郁晴,此时并不了解这些。大他10岁、山里长大的后亚强,则抓住机遇,将甘肃岷县的黄芪运到了南方。图

后亚强家庭联合创业,摄影:安舜18岁那年,后亚强就带着弟弟到新疆、内蒙等地打工。年村里通了4G网络,他回来“撺掇”了几个家里有地的穷亲戚,准备把黄芪卖到富裕的南方去。黄芪是特色农产品,营养价值丰富,本地人却不稀罕。集市上卖不掉,只能给远道而来的小贩,也赚不了几个钱。南方很多养生人群,习惯拿黄芪泡水,却买不到正宗的。要是有一个产品,可以把这些需求聚集起来,批量给后亚强下订单,他也就不愁销量了。偶然一次,他在湖南卫视看到拼多多的广告,觉得应该靠谱,连夜组起了草台班子。后亚强一家都搭了进去:母亲搞药材种植、媳妇搞直播销售,自己则是合伙人,负责进、发货和客服。母亲半辈子守着七八亩黄芪,现在开始打包发货了。媳妇每天晚上看平台其他主播,把词儿录下来,背出来,第二天再对着屏幕说“买它买它买它”。好消息是,拼多多上开出了第一单,岷县黄芪出山了。坏消息是,家族联合创业增收的第一年,他们亏钱了。还没到收获的季节亏钱归亏钱,后亚强家的日子,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了。从前,母亲舍不得吃早餐。现在,她一般会泡杯茶叶水,吃个馍馍,再下地打理黄芪。忙完农事,还要切片、打包。做完这些,她每个月可以领到儿子发的多元工资。图

后亚强的母亲谈明芳正在田里劳动,摄影:安舜以前,媳妇播一天只能出两三单,现在一天有十几单。后亚强原本不敢谈爱好,现在他发现自己喜欢做电商,可以靠大脑而非体力吃饭了。水滴石穿。春天黄芪只有10来单,夏天就到了单。秋天的双十一,后亚强报名了一场秒杀活动,不一会儿功夫就卖出0单。于本诚的太婆梨,刚开始卖得也不好。消费者没吃过这种水果,发来投诉:你们的梨是石头吗?能砸死个人儿啊。他只能口苦婆心解释:放几天后,才会软糯香甜。一边开着拼多多店铺,一边恶补电商知识,于本诚终于卖光库存。半年后,新冠疫情暴发,他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提前演练——由于大量销售转到线上,家里的生意反而没受多大影响。网上销售渠道打通了,但还远没到收获的季节。8月底,于家平方米的新冷库和包装车间开始建设。于本诚打算将销售品类从太婆梨逐渐扩充到整个烟台水果。固城湖畔,陈芸沉心养了一整年大闸蟹。眼下,第一批螃蟹已经成熟,拼多多店铺也已经申请通过。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行动,年,江苏兴化的“蟹二代”戚银入驻拼多多,现在全年销量达千万,还把生意扩到了香辣蟹等深加工品。孙郁晴对农业的偏见,开始慢慢消除。前不久,她受拼多多邀请,参加了FAO举办的“多多农研科技大赛”,拿下传统农人第一名。但最令她诧异的是,自己冒着过敏的风险,汗流浃背在地里忙活时,不远处AI队的大棚里空无一人。图

跟草莓朝夕相处4个月后,孙郁晴爱上了农业这让她想起自家的大棚。年之前,沈海燕多亩草莓园区全靠人工抽水灌溉,费工费时也费钱。听说国外水肥灌溉已经实现自动化,她去以色列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备。但农民不会用,机器只用来灌溉水肥,其它功能全没用上。家里的工人大多超过60岁,看不懂英文说明书。而她对草莓过敏,很想“懒人式种地”。为什么不能两者结合,各取所长呢?母亲觉得年轻人不爱种地,是因为心气太高,其实他们只想换一种方式种地:不是靠经验手感,而是靠数学公式。年春节,一位农二代回村,却没有住在家里。他开着车到村里溜达了一圈,然后直接开到县城里了,家里俨然一个旅游地。父母收拾的房间、新铺的被子,全是多余。很多人感慨:村一代外出只是挣钱,村二代却是举家迁移。这不能完全怪年轻人。西方机器大工业,第一个冲击乡村手工业。农村生产方式本就落后,再加上城市的虹吸效应,生态更是凋敝。很多扶持政策中,能受益的农民,多半来自旅游景区和少数民族。这些地区在全国农村中的比例不超过5%,剩下95%的乡村该如何振兴?教育、医疗的对齐,首先来自就业。换言之,有人、有钱,才有配套设施。土地是农村最大的生产资料,想要这片土地的价值最大化,必须消灭信息差。农一代斥责农二代,只知道埋头玩手机,但正是小小的屏幕,打开了农业科技的大门。种果子的,养螃蟹的,挖药材的,突然发现买家不见了。这是悲剧,但如果接上网线,就有确定的需求等着,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呢?城里长大的孩子学农,总觉得虚头巴脑、不得要领,但假如种地就像打游戏,可以远程操控,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更直白点,要是家里也有高楼大厦、什么条件都跟城里接轨,谁愿意背井离乡?抱着这种念头,四个出村的年轻人决定返乡。这样的麦田守望者,日后会越来越多。-END-来源

观察者网撰文

吴艾绵编辑

段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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