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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姚妤婕编辑
林子人1
身为波兰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却在“波兰性”之外拥有“非波兰性”。怪诞新奇的想法、温柔细致的笔触、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关怀，都使得托卡尔丘克在波兰文学、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别具一格。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词中，托卡尔丘克称呼自己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她用跳跃式的碎片写作，呼唤着对人类世界的大爱。
日前，托卡尔丘克的最新小说集《怪诞故事集》中文版被引进。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反日常的奇异行文。新书出版之际，单向街书店举办了名为“在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文学罐头里想象未来”的在线讲座，作家李洱，《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院长赵刚，《怪诞故事集》译者李怡楠等嘉宾参与分享。几位嘉宾都指出，托卡尔丘克值得每个读者细读，因为她的文学空间足够广博，能够容纳每一个拥有不同经验的读者，以独特的方式找寻到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怪诞”。
《怪诞故事集》[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李怡楠译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7
托卡尔丘克与波兰文学
波兰是中东欧文学的重镇。在托卡尔丘克获奖之前，亨利克·显克维奇（年）、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年）、切·米沃什（年）、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年）这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已经令波兰文学享有盛誉。为什么波兰能够产生如此重量级的文学？赵刚指出，波兰是一个处于“挤压”中的民族国家。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中，“挤压”通常被用来形容东西方角力下的现实处境。但现代波兰文学拥有更多角度——东西方文化、不同宗教、传统和现代、野蛮和文明不同的价值观都会导致“挤压”。这片土地生产出的“挤压”恰好使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度。华沙大学心理学出身的托卡尔丘克，以舒缓温柔的语调讲述这种“挤压”的状态，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波兰文学史大致分两种流派：以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为代表的一派，作品中充满爱国、奋斗、自强的民族精神，象征着本土“波兰性”；另一派以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布鲁诺·舒尔茨为主，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为波兰沉重的民族性加入了轻盈的东西。
高兴认为，托卡尔丘克既具有“波兰性”，又具有“非波兰性”。她有着描绘庞大历史的能力，但也能述说怪诞的想象，熟练运用舒尔茨般的变形和暗喻。“在各个文体领域间顺畅腾跃”，正是托卡尔丘克的独特之处。托卡尔丘克不拒绝讲故事，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比起解构者这个身份，她更像一个建构者，围绕着一定的意义构建小说。高兴指出，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有一种温柔的、轻盈的魅力，吸引着读者进入。除了丰富性、碎片化、杂糅式的写作外，托卡尔丘克多样的风格和手法也让人吃惊。她认为世界处于瞬息万变中，需要用无穷的语调来抓住这个世界。
“强烈的中和性”是李洱对《怪诞故事集》的评价。这也是最近20年世界小说发展的潮流。文体在传统讲故事之外，还有着游记、日记、神话、童话等特征。托卡尔丘克本人的思维特征则受荣格影响，认为神话故事从未发生，但神话思维一直存在。这导致她的作品往往溢出日常经验，带有神话或通话特质。同样的“中和性”还体现在对人和自然、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关系上。
李洱用托卡尔丘克在《罐头》一篇中写到的“魔菇”举例，认为托卡尔丘克在描写蘑菇时异常细致，是她亲近自然的体现。李洱认为蘑菇是既非动物或植物的蕨类，而《怪诞故事集》也可以看成是“蘑菇”般的存在：它产生于神话思维和日常思维之间，文体则介于人物传记和童话故事之中。“这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托卡尔丘克。”
另外，这种碎片化的写作是托卡尔丘克回应时代的一种方式。互联网时代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令人们必须处理大众传媒带来的冲击和挤压。作家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尤其需要调整姿态。托卡尔丘克的应对是将故事碎裂成一个个短小篇章，它们都处于某种“挤压”之中。她用非虚构手段处理虚构性故事，这对时代构成了双重呼应：既面对了现实，又对提供了“恶的信息”的时代进行了强烈质疑。
关于“碎片化的问题”，李怡楠称这是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手法：用长短篇的切换，来回应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托卡尔丘克本身崇尚短篇，她在波兰举办短故事节，认为长篇让人进入到恍惚的状态，但短篇却对作家能力要求更高。身为译者，李怡楠特别指出托卡尔丘克特有的“温情”“温柔”“敏感”“共情”等气质贯穿了她所有的创作。
《怪诞故事集》与托卡尔丘克的文学世界
“怪诞”是托卡尔丘克自创的词语，原文是法语，指的是荒诞、奇幻等各种元素的集合。它不是“奇幻”“魔幻”，更像是与社会大背景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经验，令人体味到一种急需控制的异物感。李怡楠说她翻译《旅客》时“冒冷汗”。《旅客》中的主人公身处长途旅行的飞机，身旁的陌生人向他讲起童年时的恐怖经历，这个似梦非梦的过程近似惊悚片，有着巨大的冲击感。尽管托卡尔丘克描述的尽是荒诞与不可思议的事物，但它们都来自今天的日常生活。其实，以“怪诞”为名的故事集没有想象中的惊悚，它以温柔的方式邀请每个读者来仔细阅读，读者们也能通过各自的方式来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怪诞故事集》收录了10个故事。这些故事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题材上，还在于大量丰富的细节，因为它们能够指向多重解释方式。《罐头》中描写母亲去世后留下的奇奇怪怪的罐头。《接缝》描写一位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难以接受的变化，陷入自我怀疑。《拜访》《变形中心》《心脏》等带有科幻色彩，《万圣山》《人类的节日年历》则有宗教元素。
托卡尔丘克涉猎颇广，人类学、心理学、植物学和医学都有所涉及。她生产出的文学却碎片化，糅合着巨大的合成感。这种精心安排的碎片作品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但需要读者主动进入，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寻找“怪诞”故事的答案。答案不是现成的，有时甚至没有“答案”。世界的“有解”和“无解”，都是托卡尔丘克想表达的。
《罐头》中的主人公是“啃老族”，当母亲去世之后，懒汉面临无所依靠的处境，他只能依靠母亲留下的罐头维生，但故事的转折点正是这些罐头。《拜访》不是典型的科幻小说，探讨人工智能将把人类世界引向何方。它所显示的是程序化的生活，井井有条的一切正好被两个人的突然拜访打破。托卡尔丘克以心理的、隐喻的和文学的手法藏匿了批判的锋芒，提出了关于世界结构与未来发展的可能猜想，“这样一个世界，仿佛我们的时间在沿着一个蜗牛的壳向前爬行，越往壳里面走，它的结构越精密，但是空间也越狭窄。”
赵刚称，托卡尔丘克为整个当代文学“闯新路”。他认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式进入了难以突破的阶段，但托卡尔丘克却能在短短几页内间开创出一个新的空间。《绿孩子》提到波兰在17世纪时遭遇的战争。点到为止，不会让不熟悉波兰历史的读者觉得难读，也留下开放性令人思考。除了历史外，《绿孩子》还涉及文明中心论、人与自然等主题。故事的起因是一位法国医生前来波兰，为国王疗伤。途径森林时医生发现了两个受伤男孩，他进行了医疗，孩子却遭到了死亡。在这个故事中，托卡尔丘克对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做出探讨。孩子们除了皮肤是绿色的，“不需要吃太多东西”“既不种地，也不盖房子”之外，和人们没什么区别。在托卡尔丘克的世界中，人与自然没有边界，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立，它们始终融合，具有很强的同一性。
李洱则提到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演讲中，作家提出第一人称叙事“完全改写了世界的叙事”，令文学受众基于同理心彼此理解。但大众传媒盛行的当代给予所有人发声权利，独特的“自我”随之湮灭在“众声喧哗”的世界。这时，从“第一人称”转变到“第三人称”是一个必须的抉择。
另外，这本《怪诞故事集》在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序列中是“速写”的存在。作者匆忙讲述，记录碎片，这些故事的形态不完整，类似卡夫卡的笔记。同为小说家的李洱猜想这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型前的准备阶段。托卡尔丘克也经常强调“经验”这个词，它不是生活的复刻，而是对生活的记忆和反省。它是生活、记忆和时代的某个肖像，用速写形式记录文学上的篇章，预示着作家会用这些片段写出更完整的文字。
在当今世界，文学的作用是什么？
在诺奖演讲中，托卡尔丘克描述如今的世界是“贪婪、不尊重自然、自私、缺乏想象力、无休止的竞争和丧失责任感，这些已使世界沦落为一个物体，可以被切成碎片，被耗尽，被毁灭。”她在创作过程中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关怀。李洱认为，用文学回应一个不断溃败的世界，“这是当代有责任的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引用托卡尔丘克“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为在一个越来越怪诞的时代，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高兴则指出写作的内在动力成为个中关键，托卡尔丘克是一位真诚温柔的写作者，她认识并相信写作的意义。托卡尔丘克在诺奖演讲词开头提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认为她从中看到了“灵魂”的重要性。而正是“灵魂”，令她成为一个温柔的讲述者。托卡尔丘克不相信文学能够大众化，它是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事物。但她相信，正是一些有灵魂意识与良知的作家，用心灵传达世界的经验，令文学不再是职业，而是事业。文学的细节和经验源自心灵、头脑和灵魂意识，托卡尔丘克的的作品给人生和世界提供了可能，她的细节令人反复感动。赵刚也认为，托卡尔丘克从细微之处入手述说世界的手法，在这个秩序碎片化的世界中有着精神价值：她为万物发声，也为不发声的事物发声。
托卡尔丘克的短篇小说集《衣柜》即将出版中文版，其中《房号》一篇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托卡尔丘克的个人经验——她曾做服务员来补贴写作。《房号》以碎片式的场景描绘芸芸众生，只有进入每个房间的服务员才能与众人产生隐秘的联系。李怡楠认为，这就像是托卡尔丘克看待文学的方式。她用文学联结起自己、读者与世界，在基于共情的理解中实现教育与启迪。
李怡楠推荐青年人来阅读托卡尔丘克。文学能够带来启迪，激发细微的冲动，令人了解日常外的世界。青年人能够通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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